献给开国中将、亲爱的爸爸刘金轩 文/刘苏英 整理/王凤征

星星

笔祭爸爸送思情

献给开国中将、亲爱的爸爸刘金轩

文/刘苏英 整理/王凤征 （北京）

2022年7月6日

导语：2022年，是亲爱的爸爸刘金轩诞辰一百一十四周年，也是爸爸逝世三十八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父爱已成为记忆，甜蜜中带有伤感。我有一个叫“编号的珍藏本”的册子，这个册子，将我成长的过程排列，留下了爸爸的印迹。打开它，我仿佛又回到那个流失的岁月和年代。记忆中的图景虽然像老照片一样泛黄、模糊，但爸爸身着将军制服、威严中透露出的慈祥仍然明晰，令我羡慕、追思。

爸爸刘金轩

我1953年10月出生于南京，在七个子女中排行老四，爸爸总叫我“四丫头”。1969年我进入工厂，1970年底参军入伍。除去在幼儿园、学校住宿和在部队的时间，我和爸爸在家里共同生活的时间大约只有十一、二年。

爸爸、妈妈和全家子女在旅顺旧居前合影，前排左3为作者。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磨砺的增多，我对爸爸的印象和认识一步一步加深。在那珍贵的十一、二年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爸爸给我的爱。今天，我力图用文字来表达内心深处对爸爸的崇敬和永久的思念，力求写一篇文稿作为献给爸爸最好的礼物。

身经百战、多次负伤、屡建功勋的骁勇战将。

1908年9月18日，爸爸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文明铺尚志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三岁丧母，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1930年10月，爸爸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5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爸爸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一位身经百战、多次负伤、善打硬仗、屡建功勋的骁勇战将。在五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由一名普通战士逐级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军事指挥员。曾担任连长、营长、团长兼特区司令员、军分区司令员、旅长、19军军长兼陕南军区司令员、陕西省军区司令员、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校长、64军军长、铁道兵第一副司令员、铁道兵顾问（大军区正职）等职。参加过四次反“围剿”，走过长征并“二过草地”，在血战湘江、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抢渡金沙江、翻越夹金山、百团大战、反“扫荡”作战、吕梁战斗、襄樊战役、破敌五防线、“九进九不出”开辟商洛新战场、解放陕南等重大战役、战斗的战场上，都有爸爸的身影。

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爸爸多次负伤，身上留有大大小小九处疤痕。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中的山西晋阳地区一次战斗中，时任八路军129师新编第10旅28团团长的爸爸为了及时准确掌握战场情况，不顾参谋长、警卫员劝阻，亲临一线观察战情。鬼子的机枪扫射过来，一发子弹打穿了爸爸右臂。尤其是1936年2月在攻打榆林波罗镇战斗中，爸爸身为红28军1团团长，身先士卒，带领部队猛打猛冲，右侧大腿不幸负重伤，血流如注。由于前方没有医院，抬到近二百公里的后方陕北苏区红军医院时伤口已化脓。医生为防止伤情进一步恶化，建议锯掉。爸爸坚决不同意。周恩来副主席知道后，非常重视，亲自赶到医院对医生讲，刘金轩同志是经过长征锻炼的团职干部，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你们一定要设法保住他的腿。于是，医生决定采取手术治疗，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把子弹头和化脓部分剜了出来，使爸爸的腿得以保全。后来，爸爸每给我们讲起这件事，总是感慨地说，我非常感激周总理，是总理保住了我的这条腿。全国解放后，爸爸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

爸爸在解放战争时期

1955年10月，爸爸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后来，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一次虚心接受意见，敢作敢当的会议。

爸爸直率豪放，正派处事。留给我印象最深，令我最佩服的，就是他刚直不阿、直率豪放，敢讲真话、敢作敢当、有错必改的精神。

我的公公给我讲过一件爸爸这方面的事。

我的公公王子卿1937年7月参加革命，曾担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在1955年至1959年爸爸担任64军军长期间，曾任64军192师师长。他经常和我们聊天，多次谈起爸爸的为人，十分钦佩爸爸正直、宽容大度的处事风格。64军从朝鲜战场撤回国内后，于1955年2月进驻旅顺、大连地区接替苏军防务，在执行营建、国防施工任务的同时，开始了正规化军事训练。1956年，在一次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如何整顿领导作风，加强正规训练，尽快提高部队现代作战能力问题。各师军政主官、有关副职以及军机关部门领导参加。

爸爸作为军长、党委书记主持会议并报告工作。他那幽默的湖南腔调，使会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笑声，会议气氛既热烈又融洽。当会议进行到对军党委的工作提意见和看法议程时，会场顿时安静了。出席会议的190师师长吴忠少将、政委龚纪明大校，191师师长王海庭大校、政委郭玉峰大校，192师师长王子卿大校、政委张星灿大校等几位师领导左顾右盼，他们知道爸爸这位中将军长的性格，所以对自己想说的话犯顾忌。休息时，他们凑到一起，推让公公代表他们说几句话。

公公也是心直口快、敢讲话的人，对部队存在的问题也有一些思考。当即表示“行，谈谈想法也好。”

继续开会时，公公首先发言，对军党委的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接着，又有两位师领导也提出了个人的意见。

对大家的耿直之言，爸爸可能没有思想准备。听完发言，一时难以接受，有些动容。会场的气氛变得凝固沉重，有人窃窃私语，“那几个师领导要遭殃了。”发言的几位师领导虽然觉得所提意见没有错，但说话过于直来直去，没能考虑到场合和军长的感受，也有些担心因为这事给自己惹来麻烦。

会后，爸爸把会议记录要过来仔细看了几遍，进行了认真思考。爸爸觉得，大家的发言确实反映了部队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并认识到自己有时说话较直，使部下有话不敢说的不足。

几天后，在爸爸提议下，军党委又召开了交心会。委员们静静的坐着，等着军长发雷霆。没想到爸爸以平和的语气首先代表军党委对大家所提的意见、建议表示感谢和虚心接受，并率先对自己工作当中的不足作了自我批评。爸爸说：“我是军长，又是书记，问题的责任主要在我。交心会嘛，就是要说自己心里的话。那几位师领导在党委会上讲的没有错，都是为了工作嘛。以后，欢迎大家像他们一样，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害怕，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嘛。哈哈哈哈……”一席话把大家逗乐了，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会议以后，64军狠抓领导作风整顿和部队的全面建设，在施工、训练、教育等各项任务中，大力发扬民主，提高工作效率，部队军政素质大大提高。在海防工事施工中，所属191师和192师都以一年时间完成三年任务，191师全师荣立集体三等功，192师受到海军总部的表扬。

我的爱人王凤征1969年参军以后也在64军工作，他对我说：“那么多年过去了，在军里还能经常听到有关爸爸的美传。军里的人说，刘军长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宽宏大量，敢于承担责任，有了问题首先自我检讨，从不把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和刘军长在一起工作，心情舒畅。”

圆满完成辽东半岛陆海空联合大演习。

1955年11月，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和辽东半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以及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辽东半岛进行了在原子、化学条件下陆海空联合“抗登陆、反空降、反突击”等实兵演习。这场演习，由叶剑英元帅担任总导演，陆海空三军六万八千余人参加，七位元帅、九位大将到现场，全军八百零九名将军随演习部队作业，参观见学，是当时解放军史上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演习，在我军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爸爸率领64军军部和第一机械化师（后改称为190师）在第3兵团编成内参加，进行了抗登陆、反空降、反突击等实兵演习，动作准确，表现惊艳。演习中，爸爸严密组织、果断指挥，与参演兵种、友邻部队密切协同，各项演练搞得有板有眼，井井有条。演习取得圆满成功，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陈毅元帅、罗荣桓元帅、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叶剑英元帅等军委首长以及苏联、蒙古等四国军事代表高度赞扬。

爸爸（前）在辽东半岛大演习中

紧接着12月，64军在大（连）金（州）地区又组织了一次反击登陆之敌的“加强步兵师夜间进攻战术演习”，各军主管训练的副军长到场参观。爸爸担任总导演，在向亲临现场指导的沈阳军区参谋长吴信泉中将汇报演习方案时，全部脱离文图资料，简明且准确无误。在室内图上作业阶段，于细微处见精神、循循善诱教育后辈的所作所为和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博得参观演习人员的好评。参演部队演练了夜间突破、纵深战斗、夜间追击、围歼溃敌等课题，锻炼了部队协同一致的战术动作，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为部队搞好战术教学和训练摸出了路子。演习按预定方案取得成功，受到军区首长表扬：“64军导演组设计的战术情况合理，体现了活导活演，近似实战。”爸爸在演习中对参谋工作的那句“演习不是演戏，标图不是画画”的要求，也成了64军各级司令部在演习和实际工作中的名言。

爸爸后来调到铁道兵工作，仍然重视机关干部的培养，尤其是司令部参谋人员素质的培养。我爱人王凤征在64军192师和574团的作训部门工作很长时间，每次回家，爸爸都要向他了解野战军司令部工作与训练的方法经验，在现代条件下参谋人员如何当好协助首长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和组织指挥战斗的助手。

以身作则，带头深入基层，下连队当兵。

爸爸身为一军之长、党委书记，虽然工作紧张繁忙，但他带头深入基层，经常深入第一线。1958年春，爸爸响应毛泽东发出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军官下连当兵”的号召，组织两千六百七十二户家属离开军营，返回生产岗位，支援农业建设。而爸爸自己则以身作则，带头下连当兵，是沈阳军区第一个下连队、且军衔最高的军长。在连队，爸爸服从领导，认真执行命令，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没有一点军长架子。1958年，爸爸穿着士兵服装、带着花镜与战士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和头戴钢盔、手持步枪在训练场上匍匐前进的照片，先后被《解放军画报》刊登。

爸爸1958年下连队当兵。上图，和士兵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下图，手持步枪在训练场上匍匐前进。

平易近人，清正廉洁，不以权谋私。

爸爸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清正廉洁，从不以权谋私。衣食住行都严格按上级规定的标准执行，从不多取多占。在旅顺时，家里住的是原苏军驻军司令留下的房子，独楼独院，房间多又比较宽大。爸爸便主动腾出半栋楼房让给军机关家属随军暂时没房的干部住。军里仅有一辆苏军留下的旧华沙牌轿车，管理处把它作为爸爸的专车。爸爸对处长和司机说：“这是公车，军里其他领导同志都可以用，我的家属孩子不准用。”

1959年11月，爸爸调到铁道兵任副司令员。搬家时，全部家当只有几个大木箱，为他准备的一节公务车厢大部分空着。1979年夏，我在从大连至北京的火车上恰巧遇上了当年那节公务车厢的列车员。老同志说起这件事激动不已，他说：“那个中将军长原来就是你爸，他可真简朴，和咱百姓没什么两样。”

在基层，爸爸不搞特殊，始终按照标准吃饭，并交伙食费。有一次到基层检查工作，晚饭时部队加了酒和几个菜。爸爸看到饭桌上的酒菜，转身就走。基层的同志说都是自己生产的，爸爸指着香肠问到：“这也是你们生产的吗？”最后，爸爸自己掏钱和大家一起吃了这顿饭。

爸爸平易近人，对待部属和蔼可亲，有时爱开个玩笑。凡到他办公室或家里办事的同志，无论是谁，总是倒水、让座，办完事一定送到门口，使初次见他的干部战士很快消除了紧张、拘束。有时机关的同志为他准备会议材料，耽误了吃饭时间，他就说：“不要回去了，叫你们大嫂搞点面条吃吃。”

秉公处事，不唯权，不唯上。

爸爸在部队的管理和建设上，既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办事，也坚持实事求是，不拘束上级命令做违心的事情。在旅顺，192师既是驻军同时遂行《卫戍条令》所赋予的任务。一次，师纠察队在巡逻的时候，抓扣了三名在我驻区正在胡作非为、欺辱中国妇女的苏军官兵。沈阳军区领导知道后，出于维护中苏两国关系的考虑，要求192师立刻放人。但身为192师师长的王子卿坚持原则，严格按条令办事，直至这三名苏军官兵低头认罪后才让苏联驻军派人领了回去。在这件事情上，王子卿师长受到了军区的批评。爸爸做为192师的直接上级，不仅向军区领导反复说明情况，而且对192师的做法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和大力的保护。

爸爸对部队依法亦情的管理方式，在64军赢得了官兵的爱戴和很高的威信，他的话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作为他的儿女，我们也感到无比自豪。

宽容大度，对我们既严格要求，又宽松平等。

在家里，爸爸更是宽容大度，对我们每一个孩子既严格要求，又给我们宽松的环境，与我们平等交流思想，讨论问题，对自己的不对，同样认错。爸爸担任领导干部多年，始终保持农民本色，没有改变布衣布鞋、粗茶淡饭的习惯，部队发给我们的白布厚袜子，爸爸都要过去自己穿。爸爸还经常带我们参加铁道兵部组织的种树、割麦子、打扫街道等义务劳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和部队一样节衣缩食，以菜代粮、粮菜结合。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家里也是一直这样做的。爸爸告诉我们：“对叔叔阿姨都要尊敬，要问好，在大人说话的时候不能随便插嘴，更不能缠着要东西。”在爸爸的影响下，我们七个子女都能吃苦，没有高级干部家庭的优越感，都凭自己的努力参军、入党、提干，并获得大专以上学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良好成绩。

在我的婚姻问题上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爸爸在64军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与64军的同志结下了深厚情谊。这种情谊，也延及到对后人的关爱上。后来，爸爸和曾在1956年军党委会上给自己提意见、使自己动容的192师长王子卿结为儿女亲家，成为军里盛传的佳话。

爸爸就我的婚姻大事专门和我谈过一次话。爸爸先是问我有什么想法，然后说：“找对象是一生大事，作为干部子女尤其不要过于挑剔。不管对方家里是什么条件，工人农民家庭都可以，只要本人是党员，诚实正直，人品好就行。”

我和爱人王凤征恋爱以后，感情很好，但一度担心爸爸会因为当年军党委会上的那件事而不同意。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写信向爸爸和妈妈田坚汇报此事时，没想到他们虽然只是看到王凤征的照片，却很爽快地同意了。爸爸在信上说，两家都是老战友，知根知底，没有问题。

1978年9月20日，我和凤征旅行结婚从长春到上海，看望正在华东医院疗养的爸爸、妈妈。弟弟南宁、东宁知道后，也从所在部队赶到上海延安饭店与我们相聚。这是凤征首次与爸爸、妈妈和弟弟见面。爸爸见到我们十分高兴，他用了使我和凤征终生难忘的八个字叮嘱我们：“相敬如宾，白头偕老”。期间，我和凤征去杭州几天，买了一些准备带回部队的东西。一天，爸爸看到我买的两副很漂亮的丝绸枕头套和枕巾，一问价格比较贵，就责备我乱花钱。我当时感到有点委屈，但没有对病中的爸爸解释那是医院战友托我买的。

1978年9月22日爸爸、妈妈和我（左1）、凤征（右1）于上海华东医院。

回到北京，这件事情我很快淡忘了。在我临返回医院的前一天下午，爸爸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四丫头，在上海我说你的那件事，你妈妈告诉我了。看来，是我不了解情况错怪你了，不要放在心上。”

看到七十岁的老爸为这点事情还向自己作检讨，我很感动。低着头，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爸爸好像看出来了，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回到部队好好工作和学习我就放心了。”

爸爸和妈妈对自己的第三代孩子们，既有喜爱之情，又有严格的“家教”，从不溺爱娇惯。1980年3月20日，我们的儿子王北出生了。爸爸、妈妈和全家人都很喜欢他，叫他北北。在北北会走路、能吃饭以后，爸爸就要我们对他有一点严格和“放开”。严格，就是在买衣服、玩具和食物等方面要控制，穿他常天和海涛两个哥哥的旧衣服；“放开”，就是从起床、穿衣、刷牙、洗脸、吃饭等一切事情在大人的看护下尽量让他自己做。我多次看到爸爸拉着北北的手散××步，边走边说：“你将来要好好学习，做对祖国有用的人。”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里，北北得以健康成长。

爸爸、妈妈和我们一家在北京

爸爸离休后，仍然关注国家和军队建设大事，积极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坚持天天听广播、看电视、看报纸、练书法、在家里的院落里种菜养花。同时，爸爸还不断回忆过去，于1983年写出了《进军陕南与鄂豫陕开展军事斗争大事记》回忆录，记述了他在陕南斗争的过程。

爸爸就是这样时时处处做我们的表率和如此细腻地关心着我们，给我们严肃的要求和细微的爱。每想起这些，总有一种暖暖的东西在我心里涌动……

1984年4月27日，爸爸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爸爸的逝世，我十分沉痛。父爱不同于母爱，它犹如一杯浓茶，是那么的醇厚与澄净，冷时可以御寒，困时可以提神。可能从某个方面讲，爸爸算不上一个很细腻、很温柔的爸爸，因为工作占去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爸爸对我，是慈爱的、睿智的、严格的、正直的。给予我的不止是爱，更多的是关心我的学习，教会了我怎样“走路”。而我对爸爸，除了爱戴和敬仰，还有后悔和遗憾。后悔，是之前对爸爸的革命历史关心不多，知道的太少了。只是退休后在爱人的感染下才一点一点知道了一些，开始认真翻看爸爸的回忆录。但当我慢慢读懂爸爸、对爸爸有了更深的认识的时候，爸爸已经离我而去了；而遗憾，则的是平时从来没有对爸爸说过“爸爸，我爱你”的话，现在想说了，爸爸却永远也听不到了……

写到这里，泪水早已涌出眼眶。我禁不住站起来，对着爸爸的遗像深情地说：“爸爸，我爱你，永远爱你。”